对当代语境下人的存在之思(2)

　　三、存在意义的重建

　　处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在面临与世界同步的精神匮乏危机的同时，还呈现出它自己的特点，人口的压力和教育模式的局限等诸多原因的导致了就业压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和老无所依的现状，生活在每个阶层的人在为生存本身而殷忧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无归宿。可以说，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都处在混乱之中，我们需要呼吁一种人性和文化的回归，在这里就需要建立“情感”来确立主体意义、建构文化体系来安抚主体的虚无。

　　主体意义总是在关系中得以确立，我们通过不断的辩证秩序过程在对应主体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而获得了生命存在价值之所在。主体以情感为介入点在他人那里获得了情感的依恋，从而感受到自己对已世界是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一旦这个释放个体情感的对应物缺失了，主体就会因为被遗忘而倍感失落，那么，我们如何介入情感呢？这就需要我们免于“社会的沉沦”。“沉沦有四个特征：‘引诱’、‘安慰’、‘自我异化’、‘自我拘执’。就是说沉沦呢狗狗诱惑人，安抚人，所以容易丧失自己，使自己异化，比如随大流，逢场作戏。”[7]尽管社会呈现出多面性和浮躁心，甚至于你会看到各种堕落、腐败、庸俗和算计等一系列不堪现象，保持自我个性、人性本质，追求“自为的自我”而不是自甘沉沦，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固然带来一时的顺利，但主体正式这样逐步丧失了本真才会走向精神迷失的边缘。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繁荣，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避免，这里出现了一个发展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使得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价值体系崩溃而出现价值失落感；与此同时，精英文化的失落导致了整个社会中意义的消减，那些阐释人类精神意义的人逐渐退出，代之以大众文化的泛滥，这也是产生主体虚无的一个原因。贝尔这样说道：“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的问题’。”[8]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重建至关重要，这也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回归。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有情的宇宙观”[9]，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中国文化都串通了这一特点，而且这种文学和哲学不但发扬了有情的宇宙观，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种人情。[10]人存在于天地之间，存在的依托终源于一个“情”字而已，在当代社会，我们要重建个体意义，就必须呼吁人性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辽宁：辽宁人名出版社，1998.

　　[2]孟京辉.两只狗的生活意见[OL].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14.

　　[4]海洛·庞帝.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8.

　　[5][7]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M].崔相录，王生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2，27.

　　[6][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03，37.

　　[9][10]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M].湖南：岳麓书社，2003：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