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

　　摘要：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爱情永恒论遭到怀疑，婚恋观在人性的解放下发生了变化，本文从80年代婚恋观的种种变化写起，试图阐释有情人终成眷属后“眷属终成无情人”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爱情；永恒；人性；离婚；反婚姻；婚外情

　　古往今来，爱情作为人性中最为饥渴的需求，在文学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学主要表现的中心是人，爱情的出现展示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然而，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从爱情艺术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八十年代文学直接承继的是“文革”文学，文革文学以为政治服务为主，在描写重大题材的过程中，摒弃一切与斗争无关的描写，把爱情从文学创作中彻底驱逐，导致爱情在文革时期文学中失去了位置。进入新时期，爱情在八十年代文学殿堂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心武在《爱情的位置》中第一个发出了爱的呼唤。他对爱情的呼唤导致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爱情描写。这些爱情描写在承载了最初的政治控诉、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的主题后，转入对道德和文化以及生命的思考。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每一个正常人对爱情的向往，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是每一个故事中的圆满结局，但是终成眷属之后的生活却是无人问津的，这或许与人们传统的审美心理有关，人们往往满足于大团圆而回避生活的悲剧，因为从现实看来，婚后的爱情往往会给人以更大的考验。八十年代文学在为我们展示了甜蜜爱情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的种种现象。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把爱情的表现移到了婚后，情爱表现对象向着婚后的转移给文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对爱情永恒性和持久性的怀疑和失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的重新发现作为文学上的一个热点备受关注，在婚恋方面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婚姻秩序的大调整上，当时在十年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然而他们在无望的知青生活中享受到的甜蜜的爱情在此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大批人在回到自己的岗位后对自己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婚恋状况进行了重新审视，秩序的重新调整无情的摧毁了那些曾经美好的爱情，这就导致了八十年代知青文学中离婚高潮的出现。在谌容的《褪色的信》中，文革时省委书记的女儿章小娟下乡插队时爱上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并与之建立了恋爱关系，但是文革之后，小娟考上了大学，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她对农村青年的感情消失了，我们可以谴责小娟是“女陈世美”，但是当我们看到那是一段特殊时期诞生的感情时我们又会产生一丝理解和同情。

　　虽然在八十年代新秩序的建立中瓦解的爱情是一场特殊的现象，但是在回到了正常秩序后的八十年代文学中，对于婚恋的认知仍在发生变化，这表现在正常时期婚后的离婚现象和反婚姻现象。张洁的《方舟》中三个女人都面临着不幸的婚姻，其中梁倩曾真诚的爱过白复山，也愿意被他所爱，但是在两人结婚后，原先的激情被生活冲淡，梁倩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感情过于冲动并与白复山提出了离婚，但是在种种原因的束缚下，又面临着离婚难的困境。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离婚难的哀叹，这哀叹中体现着作者对那种苟延残喘的婚姻生活的鄙视和对恋爱自由的新理解。同时，这种为一次错误而付出终生代价的婚姻，也促使着在另外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反婚姻的价值取向。张贤亮在《男人的风格》中石一士对罗海南的那通议论就体现了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石一士认为人类最愚蠢最自私的发明就是结婚，他反对两个情投意合的恋人因为婚姻而受法律的束缚，成为彼此的私有物。他反婚姻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对婚姻本质的思考。

　　婚姻应该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就一定牢靠么？八十年代文学给出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在在一系列离婚难和反婚姻的婚恋观外，还存在一种不离婚但是却有着婚外恋的现象，这就是大肆出现在八十年代作品中和我们当下盛行的婚外情，也就是俗称的“小三”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精神出轨，一种是肉体出轨。在精神婚外恋方面最为显著的就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家将婚姻之外的爱情严格控制在精神领域，让他们的爱情那样刻骨铭心，却不让他们发生传统道德不允许的肉体关系。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性意识的觉醒让人们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观，婚外情往往滋生于肉体的接触上。最为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其中《锦绣谷之恋》中的婚外情就是源于婚外情中激情的冲撞和肉体的刺激，女主人公因为在婚外重新体会到了性的乐趣，致使其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平衡，并继续经营着原本无望的婚姻。小说对这种婚姻之外的性爱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宽容。另外，八十年代中期的“小三”代表有《浪漫女神》中的安琪、《红帆不再来》中的欧阳橙云等，在“小三”的观念里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所以她们并不一定要介入婚姻去打破原有的家庭结构，可以说她们的出现导致了不稳定的爱情与稳定的婚姻的矛盾的统一。这种新的关系使爱情的永恒与专一成为古老的神话。

　　总之，八十年代文学中对于婚姻的描述是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它不但大肆地描写出许多由于人性而引发的爱情，而且还更加深入大胆地描写了爱情背后婚姻之外的种种不合道德但合人性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婚恋观是正确的，哪一种婚恋观是错误的，但是在道德底线的束缚下，我们要认清什么是自己该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实那些所谓的“陈世美”、“婚外情”、“小三”等，从另一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弥补我们婚恋结构中的缺陷，这是一个体现人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J].红岩，1980

　　[3]李新宇.突围与蜕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观念形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