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笔下丹柯形象的圣经原型(2)

　　三

　　高尔基于19世纪末叶以真理寻求者的姿态步入俄国文坛，在追求真理和解放的途中饱尝社会底层的饥寒困苦，怀着崇高使命感歌颂人的自由和奋斗。他虽因宗教意识不够敏感而未能成为虔诚信徒，其创作与俄罗斯基督教文化传统却维持着微妙的关系。

　　童年时期的高尔基从外祖父母那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核心在于对世界的爱。后来，高尔基在人世间的遭遇激发了对于重建新世界的向往，孕育了他对建立完善人格的坚定信心。高贵与低贱的碰撞成就了高尔基早年人道主义哲学的独特精神，理想存在的人与现实存在的人彼此相遇而造成悲剧冲突，这在丹柯故事里有鲜明展现。例如，怯懦胆小的族人渴望摆脱外族欺压而自立自强，却不愿付出长途跋涉的代价，当他们被不断加深的苦难折磨得一蹶不振时，自身的劣根性暴露无遗，羞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胆怯，而把怒气及怨言发泄在领袖丹柯身上。

　　高尔基早期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他曾说：“我的主要工作，我毕生的工作……是人学。”{11}他承认苦难对个性发展的重要作用，着重描绘了人怎样在克服困难的漫长征途上使自己日臻成熟。丹柯就是在重重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以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拯救同胞，成为一个充满人性美的大写的人。对人的思考难免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此间高尔基经常质疑上帝，他最心爱的圣经卷籍是《约伯记》，其主人公便立足于人的立场质疑上帝的公正和信实。高尔基在给罗赞诺夫的信里写道：“读这本书我总是特别激动，尤其是第30章……叫人变成与上帝平等的人，安然地站在上帝身边。”{12}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重返“美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3：8），抵达应许之地迦南，这次行动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以色列人获得了外在自由，更意味着他们从灵魂深处皈依了上帝。而丹柯却引领部族摆脱困境，找到一片自由的草原。自由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高尔基刻意走向相反的途程，舍弃了上帝的应许，也无视于神圣的绝对权威。丹柯的骄傲意味着人类的骄傲，人能凭借其自由意志和巨大热情震慑一切黑暗和罪恶，人创造的奇迹能取代圣经里的上帝神迹。

　　“俄罗斯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就内在本质而言是宗教性的（因为可以断定每一种创作均是如此），而且宗教性还交织渗透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13}无论是寻找上帝、制造上帝还是摒弃上帝，宗教文化密码都有潜在的制约性，总是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俄国文学，也影响着高尔基的创作。高尔基深谙沙皇专制下普通民众的心理，知晓他们不喜欢严酷冷淡的作品，而倾向于虚构的浪漫主义文本。为此他借鉴圣经原型，用其间两个最为深入人心的形象塑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俄罗斯民族英雄。就此而言，高尔基远远超越了他的文学前辈，指出世间本来就没有无所不能的上帝，唯有人类本身才是创造一切奇迹的主体。

　　荣格曾指出，读者阅读一部作品并读出其中蕴藏的原型时，会产生共鸣，此时仿佛“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呼声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14}。今天分析丹柯形象时，不难感受到《出埃及记》对民族解放的号召力：“不论是摆脱外国的压迫，还是从贫困和屈辱中解放出来，人们总是用以色列人迁出埃及的壮丽场景象征一种可能的变化，即‘奴役将转化为自由，黑暗将转变为光明’。所以，以色列历史上的决定性篇章——出埃及——逐渐成了推进社会前进的神话。”{15}高尔基不可能摒弃基督教的上帝观念，而是借用圣经原型表达出内心的呼唤，寄希望于俄罗斯民族能摆脱各种束缚，像“骄傲的勇士”丹柯一样自我解救，成为历史和命运的主宰者。

　　{1}高尔基：《短篇小说集》，瞿秋白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版，第74页。

　　{2}班澜、王晓秦：《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花城出版社

　　1987年版，第215—244页。

　　{3}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4}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一卷，夏衍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第323页，第324页，第325页。

　　{5}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6}诺斯洛普·弗莱：《文学的原型》，黄志纲译，见吴持哲编：《诺斯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86页。

　　{7}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姚锦清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8}转引自王至耕：《高尔基·母亲·中的圣经引语》，《圣经文学研究》第六辑。

　　{9}梁工主编：《莎士比亚与圣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76-877页。

　　{10}杰弗雷·霍斯金：《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蒲立民等译，

　　见薛君智选编《欧美作者论苏联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11}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二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373页。

　　{12}转引自李志强：《〈忏悔〉与〈约伯记〉——浅析〈约伯记〉与〈忏悔〉的发生学关系》，《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13}С.ФранкРусское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СПб.，1996，с.184.

　　{14}卡尔·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15}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作者：王晴阳，河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圣经文学与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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