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旧调出新音：接受美学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2)

　　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首先必须对原作进行充分解读。译者的主体性赋予其按照自己的前理解去阐释文本，因此译文中通常会体现出译者的审美倾向，且文本的模糊性和复义性所形成的召唤结构吸引译者以不同的前理解参与对话，所生成的意义自然是千差万别。正如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言：“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一意义的固定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势和不同的历史时代制约。”以《鲁拜集》第十三首为例：

　　SomefortheGloriesofThisWorld；andsome

　　SighfortheProphet’sParadisetocome；

　　Ah，taketheCash，andlettheCreditgo，

　　NorheedtherumbleofadistantDrum！

　　郭译：有的希图现世的光荣；

　　有的希图天国的来临；

　　啊，且惜今日，浮名于我何有，

　　何有于远方鞑的鼓音！

　　黄译：三生事业尽朦胧，

　　一世浮华总落空。

　　近日有钱须买醉，

　　鼓声山外任隆隆。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生命本质、人生目的的反思。从整体而言，郭沫若译本积极向上，基调昂扬，倡导人们要活在当下，不追求现世的荣耀，也不盲目憧憬未来，而要追求精神的自足。而黄克孙则读出了些许颓唐的意味，提倡避世离俗，追求现时的享乐而避开俗世的烦忧，颇有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的不拘。从具体意象来看，二人对鼓声的理解也各有不同。郭沫若在注释中称鼓声指宫殿之外的大鼓，用以承说上文的天国，劝人务实而不醉心于空言；而黄克孙则作“遥远渺茫事”解，意即放浪形骸、快意江湖而无需为俗世所累。两个译本各有侧重，是对原作珍惜眼前与及

　　时行乐的双重解读。由此可见，作品中各语义单位之

　　间存在着连接上的空白，激发译者充分调动其主观能

　　动性找寻作品的意义，并对作品进行多元的、个性的解读，从而赋予读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三、审美距离：作为协调者的译者

　　尧斯指出，审美距离即“既定期待视界与新作品出现的不一致”，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制约着读者的接受程度。距离越小，读者更易于对作品产生认同感；反之，则感到生疏甚至抗拒。因此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成为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文学作品的活力在于能够拓展读者的审美视野，丰富读者的审美经验。因此，译者作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协调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考虑到对译文读者期待视野和审美特征的观照。一方面，以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为基础，使译文与读者的期待视域相吻合；另一方面，通过向译文读者引入全新的、异质的视点，打破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形成新的期待视域，从而引导读者接受新文化，提升读者的文化修养。以鲁拜集第十八首为例：

　　TheysaytheLionandtheLizardkeep

　　TheCourtswhereJamshydgloriedandthedrankdeep；

　　AndBahram，thatgreathunter-theWildAss

　　Stampso’erhisHead，butcannotbreakhisSleep.

　　郭译：蒋牟西宴饮之宫殿，

　　如今已成野狮蜥蜴之场；

　　好猎王巴朗牟之墓头，

　　野驴已践不破他的深梦。

　　黄译：华表丹墀一例空，

　　荒凉台榭走蛇虫。

　　虎踪今遍英雄墓，

　　无复惊闻李广弓。

　　这首诗诗味隽永，抒发了沧海桑田、人生多变的感慨。郭沫若的译文以直译为主，保留了“Jamshyd”

　　“Bahram”等异域特色，满足了当时反对旧文学、崇尚外国元素的时代要求，迎合了读者开阔眼界、吐故纳新的需求。通过引入异质的视点，对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发起了挑战。同时郭译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对国人不甚熟知的异域意象进行适当注释说明，从而使译文读者享受到最大的审美体验。而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古典文化重新受到重视，黄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将异域意象摇身一变，以“华表丹墀”“台榭蛇虫”“李广射

　　虎”等极具中国色彩的意象诠释诗作，极尽意译之能

　　事，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同时通过顾而言他，含蓄指涉，对译文读者与原作之间的审美距离进行协调，适当留白，从而赋予了译文读者体验空白美的权利。

　　四、视域融合：作为创造者的译者

　　接受美学将阅读过程视为作品和读者的一种对话，即读者从原有期待视野出发，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的框架结构进行填补或使之具体化，再通过“对话”深入文本内部，把握并阐释作品内涵，最终达到读者与作品视界的交融。文学翻译即是译者与作品接受和再创作的过程。在前理解的引导下，译者积极参与和作者及文本的对话交流，努力使自己的视域与作品的视域达到某种程度的交融。译作经过译者加工后，成为译者的期待视野和作品的召唤结构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已经超越了原作的视域，是译者创造性审美的产物。以《鲁拜集》第十九首为例：

　　Isometimesthinkthatneverblowssored

　　TheRoseaswheresomeburiedCesarbled；

　　ThateveryHyacinththeGardenwears

　　DroptinherLapfromsomeoncelovelyHead.

　　郭译：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殷红，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根植在美女尸中。

　　黄译：红花的事红如此，

　　想是苌弘血里开。

　　一地落英愁欲语，

　　当年曾伴美人来。

　　在具体意象的处理上，郭黄两人的译本没有了充满异域风情的玫瑰、风信子，恺撒的踪迹也无处可寻，有的只是冷艳玉簪、苌弘碧血、落英缤纷、美人红花。译文保留了原作精神，脱离了对原文的依附，创造性地加入了原诗中未提及的但是国人熟稔的意象，译者的角色从读者过渡到创作者，其思想范围不再局限于原文文本，而是以译文读者为导向进入创作领域。特别是

　　郭译的后两句，原文中从美人头上坠下的风信子在译

　　文中化身为根植于美人尸骨中的玉簪花。这一创造性的翻译别出心裁，强烈的反差使意象更为突兀醒目，更易激发读者的联想，诗作主题也得以凸显。

　　五、结语

　　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贯穿了翻译的全过程。译者特有的期待视野、诗歌的召唤结构以及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观照，激发译者对文本进行重新发掘、独特阐释和创造性构建。而这正是《鲁拜集》历经沧桑但却经久不衰“译”彩纷呈的原因所在。接受美学通过强调读者的接受过程和审美体验，赋予了译者充分的自主权，也为文学作品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Ingarden，Roman.TheCognitionoftheLiteraryWorkofArt[M].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73.

　　[2]Iser，Wolfgang.TheActofReading：ATheoryofAestheticResponse[M].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8.

　　[3]H.R.尧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胡适.尝试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6]韦努蒂.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7]郭沫若译.鲁拜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黄克孙译.鲁拜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作者：周巧巧，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