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词的叙事方式

　　摘要：词是一种抒情性文体，叙事是一种间接抒情的方式，因此词中存在大量的叙事因素。苏轼是的词作中叙事成分较为明显的宋代词人之一，其词在叙事时主要有显性叙事和隐性叙事两种叙事方式。显性叙事主要包括题序叙事、正文叙事；隐性叙事包括替代性叙事、诗意叙事。

　　关键词：苏轼词叙事方式显性叙事隐性叙事

　　词向来被视为抒情性文体，但张海鸥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宋词所具有的叙事性特征：“词人将自己在一定时空中的存在、行为或心理活动表述为词，都是对已然的叙说，即便是以抒情为主的词，也不可能全无叙事因素。”{1}苏轼词存在大量的叙事性因素，其词在叙事时有显性叙事和隐性叙事两种叙事方式，下文试分析之。

　　一、显性叙事

　　所谓显性叙事就是直接叙事，指叙事情节较为完整、叙事结构清晰的叙事方式。

　　1.题序叙事苏轼“以诗为词”，对词体进行全面革新，将诗歌中常见的题序大量引入词中。据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统计，苏轼词年代可考者有317首，其中有题目或小序者为247篇；年代莫考者为43篇，其中有题序或小序者为二十篇。

　　首先，苏轼词中很多题序的主要作用是交代写作的原因以及背景，这些叙事成分对于读者准备把握词的情感内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水调歌头》词前有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交代了写作时间“丙辰中秋”，交代了写作背景“欢饮达旦，大醉”，交代了写作缘由“兼怀子由”。由此出发，读者就可以理解这首词主要抒发的苏轼在仕途失意之后的抑郁苦闷，以及在中秋佳节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再如《临江仙》题目为“送李公恕”，从题目可知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而确定了这首词的情感指向。

　　其次，苏轼有些词的题序所叙之事对正文所抒发的情感起补充的作用。如《满庭芳》（三十三年）词前序云：“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来过余，因为赋此。”结合词序可知此词写作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这时大多数朋友为了避免受到苏轼的牵连而与之疏远，王长官因为陈的原因与苏轼见面，比之那些所谓故人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所以苏轼写下此词，对王长官的人品予以高度的赞扬。因此词序与正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再如《定风波》一首公旧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而词中只写到了雨中自我吟啸徐行、坦然自适的精神意态，未曾涉及他人。有了词序所叙“同行皆狼狈”，更衬托出词本文表现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我人生态度的独特性。

　　再次，苏轼词中有的题序本身就是一篇叙事结构完整的叙事小散文。如《采桑子》序云：“润州甘露寺多景楼，天下之殊景也。甲寅仲冬，余同孙巨源、王正仲参会于此。……余作此词。”在序中作者交代了时间“甲寅仲冬”，地点“润州甘露寺多景楼”，人物“余同孙巨源、王正仲”，而且还有事件的整个过程，叙事结构情节完整，品读起来就是一篇短篇游记散文，耐人寻味。再如《醉翁操》序云：“琅琊幽谷，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词序是一篇一百八十字左右的完整的叙事散文，叙述欧阳修与琅琊醉翁亭的故事，介绍了《醉翁操》的来源以及作此词缘起等，叙写内容非常丰富。总之，苏轼在以词叙事时，创造性地运用了词题和词序，赋予其叙事的完整功能，使得题、序和正文互相生发、印证，使二者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同时苏轼词的题序内容丰富、容量增大，增强了叙事功能。

　　2.正文叙事文人词中叙事词是比较少见的，但在苏轼词中有少数词篇本身具有较为完整的叙事情节。

　　首先，以联章体的方式叙事。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这组词除题序交代了写作背景具有叙事特征外，正文的五首词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叙写了作者在谢雨途中的所见所谓所感，受词体制的限制用一首词无法记录下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场景，于是词人用组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描写几组农村生活的真实镜头，表达了苏轼对于农村风景的喜爱之情，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浓厚的叙事性。

　　再如《渔父》四首，通过对渔夫“饮”“醉”“醒”“笑”，写渔夫饮酒的全过程。开篇写渔父找到一饮酒去处，以鱼蟹换酒，“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接着写他醉后蓑衣起舞，“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亦不知何处”；再写其大醉至春江午后，“梦断落花飞絮”；最后抒写志趣，“借我孤舟南渡”，抒发了苏轼洁身自好、归隐江湖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