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溢价：基于技术进步方向的解释

　　摘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有较强的解释力。引入个体的教育选择，通过数理模型，考察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结果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朝偏向于技能劳动方向日益迅猛的发展，扩大了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诱发技能溢价；然而，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增加技能劳动的供给，并减小二者的工资差距。政府应关注中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的积极影响，使扩大内需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技术进步；技能劳动；技能溢价；工资差距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自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国家出现了非技能劳动的报酬相对于技能劳动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过去的３０年，英美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数据为例，１９９０年非技能劳动相对于技能劳动的收入占比约为１９４０年的二十分之一。如果以大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的工资比表征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１９６５—１９９５年二者的工资比，从１．４５不断攀升至１．７０，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９１５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２００８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比中学毕业生高出９７％，并且这是在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三倍的环境中出现的。按照供求定理，技能劳动供给大规模增长时，技能劳动报酬应该随之下降，但这一现象在美国却没有出现。

　　相反，技能劳动的报酬明显在提高。当然，这类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出现，表明经济发展并没有使所有劳动者均等受益，反而出现了劳动报酬非均等化和技能溢价，即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更高的现象。

　　为什么伴随更高质量的技能劳动供给增加，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结构性差距会不断拉大？大量研究将其归结于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作用的结果。阿西莫格鲁（Ｄａｒｏ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奥托（ＤａｖｉｄＡｕｔｏｒ）假定，企业投入的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无法完全替代，如果以相对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变化率表征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发现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解释技能溢价问题，即技术进步朝偏向于技能方向的发展，最终引致劳动工资不平等，这在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不断验证。通常，技术的发展不一定是无偏或中性的，往往呈现出有偏性特征。为了进一步解释美国１９５９—１９９６年制造业在技能型工人增加的同时，工资下降的现象，一些文献构建广义指数，估计技术进步对劳动供求的影响，发现技能和非技能劳动需求的变化，可以归结于非中性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而这类非中性技术进步，通常又可具体化为计算机领域，尤其是特指蕴含在信息、通讯和软件资本品中物化形态的技术。正是这类非中性技术进步，使新产品生产的技术密集度更高，由于技能劳动适应性强，使企业更愿意雇佣技能劳动。若假定企业仅投入资本、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三类要素，产品生产满足固定替代弹性（ＣＥＳ）型生产技术，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边际产出与要素投入的关系则表明，随着设备资本投资规模的增加，技能需求亦增长，技能溢价在扩大。即伴随设备投资的增加，与设备投资相融合的技术，要求机器的使用和产品的生产主要由技能劳动来完成，诱使新技术应用和技能劳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哈斯科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Ｅ．Ｈａｓｋｅｌ）和斯劳特（ＭａｔｔｈｅｗＪ．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利用１０个ＯＥＣＤ国家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技能劳动报酬增加，也会诱使技术创新朝技术密集型要素方向发展，说明技能劳动报酬对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存在正向效应。

　　国内有学者也关注到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对要素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将劳动分成技能和非技能两类，引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我国技术进步表现出技能偏向性，而且蕴含在机器设备中的非中性技术与技能劳动表现出更强的互补关系，说明我国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并引发了技能溢价。当然，这可能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较多与熟练劳动互补的技术，进而提高了本国熟练劳动的需求并扩大了工资差距。此外，一些学者利用回归分析方法，从技能劳动与资本的互补角度，解释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报酬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技能劳动更多地表现出互补，而不是替代，这易使人们认定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存在互补关系。其实，近代经济和技术发展史表明，二者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往往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性质本身。如果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仅仅是简化既有的生产技术流程，如将复杂劳动分解为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可能就表现出替代关系。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工业大发展使工人的简单操作替代了原手工艺作坊或工场的熟练技工，通过一系列专业化的流水线技术替代手工艺技术，使大量手工艺技术工人失业。又如，新一代计算机软件比其上一代的操作更简便易行，更容易提高普通使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需求，进而降低了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相反，若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和技术环境的复杂度，则与技能劳动更易表现出互补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技术发展愈加表现出投资专用性特征，技术环境和新产品生产复杂性对劳动者技能水平要求更高，且技能劳动更能减少技术革新初期不适应性造成的效率损失，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学习新技术，所以在技术创新时期，技能劳动优势更大，更易与技术进步互补。在现代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下，工人技能水平更高，技术发展自然倾向于技能劳动。技术进步偏向性对提高技能劳动需求和报酬是重要的，但并不是说，技能溢价仅为偏向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技能劳动的供求变化本身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若短期内技能劳动供给大规模增加，势必对技能劳动报酬形成冲击，抑制技能溢价。但如果技术进步朝偏向于技能劳动方向发展，最终将引致企业对技能劳动产生更高的需求，而短期内技能劳动供给无法做出相应调整，结果就使技能劳动报酬提高，扩大劳动收入分配差距。技能劳动与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的结合愈紧密，技能溢价越大。阿西莫格鲁引入研发部门的Ｒ＆Ｄ支出，剖析技术进步偏向性在生产中的形成过程，发现高技术工人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技能劳动互补的技术会有更大的市场，而市场规模扩大又引导研发部门提高对这种互补技术的研发，二者的相互强化导致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此外，如果把劳动力对新技术的适应时间引入技术模型，技能劳动能够以更低的调整成本和更短的时间适应新技术，并开始高效工作，而非技能劳动此时还处于对新技术的适应阶段。这样，在新技术应用初期，技能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就会扩大。不过，当非技能劳动者也掌握新技术时，工资差距将会缩小。或者说，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会产生技能溢价，但这种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伴随非技能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使二者的工资差距趋于缩小。

　　当然，劳动者也可以通过个体的教育投资改变自身的技能水平，提高社会的技能劳动供给。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间，我国劳动者的工资不平等程度明显扩大，教育回报率对教育溢价的正向效应明显，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通过增加整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艾伦（ＳｔｅｖｅｎＧ．Ａｌｌｅｎ）利用美国工业部门的数据，考察教育对工资以及技术进步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发现高技术行业的教育投资回报较高，其中３０％的技能溢价可归结为教育投资的结果。也正是教育发展及教育投资收益的变化影响技能劳动供给的缘故，１９４０—１９９８年间，美国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的相对工资呈现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Ｗ”型走势。我国改革开放后，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比也呈现出类似的“Ｗ”型趋势。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不同，大学入学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和技能溢价水平，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走势。如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美国劳动力供给增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婴儿潮），且大部分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所以这一时期美国技能溢价不断减少。而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由于技能劳动供给不足，技能溢价又重回上升态势。这些现象暗示，教育投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加技能劳动供给，从而有效地抑制甚至消除工资不平等现象。

　　上述研究表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经验研究文献较多地关注技术进步与劳动报酬的关系，并未测算出技术进步方向转变对劳动报酬的作用差异。本文从个体的教育选择视角，内生化技能劳动供给，通过数理模型，演绎技术进步方向和技能溢价的耦合机制，定量测算我国技术进步技能偏向强度，以及不同技术进步方向对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与其他文献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个体的教育选择，内生化技能劳动的供给过程，演绎技术进步方向对技能劳动报酬的作用机制。二是传统研究对技术进步方向更多集中于定性描述，或仅仅采用回归方法，检验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和技能溢价的作用关系。本文不仅构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估算技能偏向的强度，定量测算技能溢价被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解释的份额，且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比技术进步方向转变对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不同作用。

　　二、理论模型

　　假设１：假设劳动者只存续二期且能力为ｑ，ｑ为服从某一固定分布的随机变量。劳动者在每期初始时刻决定其当期的行为，包括选择供给的劳动时间以及消费水平。每一期劳动者总数单位化为１，假定劳动者的时间可分为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且第１期总时间为１，第２期为ｎ。假设劳动力市场为竞争市场，当期的劳动工资对于劳动者来说是给定的。劳动者选择第１期的行为时，需要对第２期的收入进行预测，假定劳动者对未来工资的预测满足“理性预期”，即ｗｔ＋１＝ｗｔｗｔｗｔ－１。

　　假设２：假定个体可以通过教育选择成为技能劳动。在每一期新劳动力进入时，需要对第一个存续期内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做出选择。若接受高等教育，则其在第１个存续期内，支付高等教育成本Ｃｅｄｕ（ｑ），用于学习且没有劳动收入，在其第２个存续期时，成为技能劳动获取技能报酬。若不接受高等教育，则直接成为非技能劳动者，在整个存续期内，都作为非技能劳动者获取非技能劳动报酬。

　　则ｔ期进入的个体其总效用为：Ｕｆ＝Ｅ（Ｕｕｔ）＋Ｅ（Ｕｈｔ）；Ｕｕｔ＝ｕ（Ｃｕ１，ｔｌｕ１，ｔ）＋ηｕ（Ｃｕ２，ｔ＋１，ｌｕ２，ｔ＋１）Ｕｈｔ＝ｕ（Ｃｈ１，ｔ，０）＋ηｕ（Ｃｈ２，ｔ＋１，ｌｈ２，ｔ＋１）（１）总效用Ｕｆ为劳动者成为非技能和技能劳动的期望效用。Ｕｕｔ和Ｕｈｔ分别代表成为非技能劳动和技能劳动的效用，它们是劳动者的两期效用之和。Ｃｓｉ，ｔ为ｔ期ｓ类（ｓ＝ｕ为非技能劳动，ｓ＝ｈ为技能劳动）劳动的消费，ｉ代表劳动者的存续期。ｌｓｉ，ｔ表示劳动时间。ｕ（Ｃ，ｌ）为瞬时效用函数，瞬时效用由当期的消费和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具体形式为ｕ（Ｃ，ｌ）＝ｌｎＣ＋Ｂｓｖｌｎ（ｔｉｍｅｖ－１）。其中，Ｂｓｖ为参数，ｖ＝１，２代表劳动者的存续期，ｔｉｍｅｖ为劳动者的总时间，ｔｉｍｅ１＝１，ｔｉｍｅ２＝ｎ，η为未来效用的贴现率。

　　劳动力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取决于其未来效用：Ｅ（Ｕｕｔ）＜Ｅ（Ｕｈｔ）（２）新劳动力依据预期选择效用较大的行为，如果在第１期内接受高等教育，则成为技能劳动者。

　　假设厂商使用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组织生产，生产技术满足不变替代弹性的ＣＥＳ函数形式：Ｙｔ＝Ａｔ［（ＡｕｔＬｕｔ）ρ＋（ＡｈｔＬｈｔ）ρ］１ρ（３）其中Ａｕｔ和Ａｈｔ分别为非技能和技能劳动的技术效率参数，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为１／（１－ρ）＞０，Ａｔ是中性技术进步。

　　为区别不同类型劳动力在单位时间中劳动供给的差别，定义Ｌｈｔ为总有效技能劳动，Ｌｕｔ为总有效非技能劳动，有效劳动为劳动时间与劳动者能力的乘积，用公式表示：Ｌｕｔ＝Ｅ（ｑｌｕ１，ｔ｜ｓ＝ｕ）＋Ｅ（ｑｌｕ２，ｔ｜ｓ＝ｕ）；Ｌｈｔ＝Ｅ（ｑｌｈ２，ｔ｜ｓ＝ｈ）依据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对（３）式求偏导有：ωｔ＝ＹｔＬｕｔ＝Ａｔ［（ＡｕｔＬｕｔ）ρ＋（ＡｈｔＬｈｔ）ρ］１ρ－１ＡρｕｔＬρ－１ｕｔ（４）ωｈｔ＝?ＹｔＬｈｔ＝Ａｔ［（ＡｕｔＬｕｔ）ρ＋（ＡｈｔＬｈｔ）ρ］１ρ－１ＡρｈｔＬρ－１ｈｔ（５）其中，效率工资ωｓｔ是ｓ型劳动的单位时间和单位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而劳动单位时间所得的工资为ｗａｇｅｓｔ＝ωｓｔｑ，ｓ＝ｕ，ｈ。将（５）式除以（４）式得：ωｈｔωｕｔ＝ＡρｈｔＬρ－１ｈｔＡρｕｔＬρ－１ｕｔ（６）令?ｔ＝ＡｈｔＡｕｔ两类劳动的相对技术效率，即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ｔ影响劳动的相对工资。

　　结论１：若技能和非技能劳动供给不变时，中性技术进步Ａｔ将同比例地增加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工资，但对二者的工资比无影响，即呈现无偏的中性特征；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工资比存在直接影响，即通过更有利于提高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而引发技能溢价，其作用强度取决于其本身的水平及劳动替代弹性。其中，δ为贴现率，ζｕ和ζｈ为消费比例，即第１期消费占总收入现值的比重，此处假设劳动者根据前期劳动者的平均消费比例与劳动时间，估计自己未来的消费比例和劳动时间。Ｃｅｄｕ（ｑ）为高等教育的成本。劳动者的能力越强，则其受教育的成本越小（高能力者学习存在显性优势如奖学金、空闲时间勤工俭学和创业等，且其隐性成本更低如学习更容易、兴趣更高等），将教育成本设为劳动者能力的线性函数：②Ｃｅｄｕ（ｑ）＝β０－β１ｑ其中，β０和β１为教育成本函数的参数，β１＞０。

　　结论２：新进入市场的劳动者依据以往的信息和自身能力，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接受教育与否的临界值ｑ＊ｔ，取决于两类劳动的工资水平和劳动供给时间，体现了现期技能和非技能劳动者对当期和往期信息的反应。在技能和非技能劳动供给内生可变时，中性技术进步Ａ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ｔ，都会对教育选择和技能劳动供给产生影响。ｔ偏向于提高技能劳动工资ωｈｔ，使个体选择高等教育，并诱发技能溢价；Ａｔ则同时提升ωｕｔ和ωｈｔ，使个体在收入提高后，更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增加技能劳动供给。

　　下面依据模型，测算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主要涉及以下变量。（１）劳动供给时间＝（年劳动月数／１２）×（周劳动天数／７）×（日劳动时数／２４）。（２）劳动收入＝（月工资＋月奖金）×工作月数。（３）依据受教育程度，将具有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定义为技能劳动；将中等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及中小学校毕业甚至是文盲的劳动力，定义为非技能劳动。（４）劳动力存续期，将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设定为４年，则第１个存续期对应年龄为１９岁至２２岁，第２个存续期为２３岁至５８岁，此时ｎ＝９。由于我国没有与劳动力教育程度相对应的工资统计数据，在此采用ＣＨＮＳ（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的微观数据库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相结合，对ｔ进行估算。如果ＣＨＮＳ的问卷答案中存在未知项（一般以负数表示），选择直接去掉该样本。通过对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的数据进行处理，我们得到四个调查时间各年龄段不同类型劳动的平均年收入与平均劳动供给时间。作为劳动力的工作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一种度量，ｑ值应该至少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一是ｑ值应该大于０，或者说，ｑ小于０是个小概率事件，因为作为进入劳动供给函数的ｑ不应该有负值。二是ｑ值应该满足两头大和中间小的概率分布，能力非常高和非常低的人都属于少数，大部分人的能力处在平均水平。据此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将ｑ分布设为正态分布，其均值为ｑ＝１，标准差为σ＝０．３，此时Ｆ（０）＜０．０５。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规模，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１９５２—２０１２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对于参数ρ的取值，依据要素替代弹性文献的研究思路，在对比国内外相关文献后，考虑到董直庆等２０１３年通过标准化系统法和非线性似不相关模型，估计劳动替代弹性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其直接使用我国经济数据估计的结果，可能更吻合本国真实的劳动替代弹性，本文取其参数估计值０．９４７。

　　在不同水平上，相对工资、相对劳动供给和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影响的模拟结果。数据显示，在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作用下，两类劳动的相对工资持续上升，相对工资由１．２５２１提升至１．６４７４，提升了３２％，技能溢价现象明显。同时，劳动相对供给由０．０３２９增加到０．０８３７，增长了１５４％。可见，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明显提高了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和劳动供给的水平，但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大。此外，从ＴＣｔ的变化可以看出，ＴＣｔ的数值持续为正，表明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提高技能劳动的生产率，现代技术和技能劳动表现出愈加融合趋势。平均而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每提高１％，将使技能溢价提高近０．８％。其中，偏向型技术进步冲击引发相对劳动工资和劳动供给的变动过程，可以描述为：首先，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冲击，提高了技能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技能劳动的工资上升到一个较高的位置，技能相对非技能劳动的工资提升，新进入的劳动者将更多地选择成为技能劳动，技能劳动人数增加，他们的相对劳动供给和相对工资均出现上升。

　　综合上述分析和模拟结果可知，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不断强化时，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会呈现向上趋势，技能劳动的相对劳动供给也表现出平稳递增趋势。在作用强度上，冲击引发的相对劳动供给变化程度大于相对工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技能劳动力的规模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现阶段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偏向型技术进步带来的相对工资提高，会被迅速增长的技能劳动供给所抑制，最终就表现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大。在考察了变化对模型均衡的影响之后，再次引入中性技术进步Ａｔ的变化，考察其变化对技能劳动和技能报酬的影响。其中，中性技术进步设定为从初始值开始按某一速率增长，增长率依据我国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平均增长率，经过计算发现，其值为０．０３５。再将分为可变和不可变的两种情况进行模拟，对比不同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

　　在不变和可变条件下，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供给的变化趋势。首先不变时，数据显示，中性技术进步上升降低了技能溢价的水平，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由１．２５２１降至１．１４７１，下降了８．４％，结果吻合前述理论预期。与之相反，相对劳动供给呈上升趋势，其增幅达到４２２％。需要指出的是，中性技术进步可以影响相对工资的判定，与结论１并无矛盾。结论１认为，当劳动供给不变时，中性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没有影响，这种判定是建立在中性技术进步没有对技能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环境下实现的。而在现在的模型中，劳动供给通过劳动者的教育选择以及终生效用最大化条件，而被经济系统内生决定，此时中性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改变劳动生产率方式，提高技能与非技能劳动报酬水平，当个体收入水平提高时，必然更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技能劳动者，通过改变劳动供给的方式影响劳动的相对工资水平。其中，ＮＣｔ为中性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的影响强度，观察发现，中性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的影响为负向，且强度总体上随其水平增长不断减弱。中性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过程，可以表述为：初期中性技术进步，同比例地增加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二者的相对工资暂时保持不变，此时由于劳动收入的增加，人们更倾向于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引致技能劳动供给增加，供给的提高使技能劳动工资下降，即中性技术进步的作用抑制了技能溢价。描述了中性技术进步一个时期的变化，对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供给影响的收敛过程。可以看出，经过２００次叠代，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供给达到新的均衡。

　　当中性技术进步与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变化时，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供给的变化趋势。首先，我们发现，此时相对工资和相对劳动供给的变化趋势，与仅存在偏向型技术进步时相同，但幅度有所变化。两种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工资差距扩大，技能溢价增幅为２２％，虽然较仅存在偏向性技术进步时要小，但与仅存在中性技术进步时的结论相反。其次，相对劳动供给增幅超过了两种技术进步单独增加时的增幅，这说明两种技术进步的并存在增加相对劳动供给方面，能起到互相强化的作用。再次，观察两种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的作用强度系数ＴＣｔ和ＮＣｔ的变化可知，技能偏向型和中性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的作用方向相反，即中性技术进步有助于抑制技能溢价，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具有扩大作用，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技能溢价的形成。同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的作用更大，若技术进步偏向性持续，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报酬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这说明，如果能够恰当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对解决当前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有重要影响。最后，当两种技术进步同时存在时，相对工资与相对劳动供给的收敛过程。

　　五、基本结论

　　既有经验研究更多关注技术进步方向与劳动报酬的关系，并未重视劳动供给的内生化过程，技术进步方向和个体能力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劳动供给和劳动报酬的作用差异。为此，本文引入个体的高等教育选择，将技能劳动供给内生化，利用数理模型，阐释技术进步偏向性对技能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的数据，考察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及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模拟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劳动供给和技能溢价的演变规律，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个体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和自身能力，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其临界值受制于个体对未来工资和劳动供给时间的预期，而劳动供给时间和工资又受技术水平的影响。当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供给不变时，中性技术进步将同比例地提高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但对二者的工资比无影响，呈现出无偏特征。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工资比存在直接影响，即通过提高技能劳动相对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引致技能溢价，其作用强度取决于自身的水平和劳动替代弹性。当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供给内生可变时，中性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都会对教育选择和技能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偏向型技术有助于提高技能劳动工资，使个体选择高等教育。而中性技术则同时提升技能与非技能劳动的报酬，使个体在收入提高后，更愿意接受高等教育。

　　运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进步正朝偏向于技能劳动方向发展，且偏向强度不断增加。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更倾向于提升技能劳动生产率，扩大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诱发技能溢价。而中性技术进步的作用却正好相反，通过增加技能劳动供给方式，能够减小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一国是否出现技能溢价，取决于两类不同性质技术进步作用的相对强度。当前，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除需调整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及再分配方式和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外，政府还应关注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特别是中性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的影响，从技术进步角度，缩小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使扩大内需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