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上）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的-种新的理解。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上升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资本化 投资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经过两个30年的跨越式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迈入了中上发展阶段。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政府干预和政策保障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复苏，2009年增长率达到87%。然而，在经济持续扩张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老问题的挑战。增长结构性失衡，内部风险累积，以及外部不确定扰动等，都影响到"中国故事"能否延续。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起飞"的动力在于资本积累，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的源泉又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创新。中国经济高增长中要素积累扮演何种角色，是否伴随着显著的技术进步，未来可否持续，一直是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Kmgman，1994)关于东亚无技术进步的断言，激起了国际上对于东亚模式的反思热潮，也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测算历程（SachsandWoo,2000;Young,2000;谢千里等，2001;张军、施少华，2003;GuillaumontandHua2003;颜鹏飞、王兵，2004;郑京海、胡鞍钢，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郭庆旺、贾俊雪，2005;刘伟、张辉，2008等)。基本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增长率不高且有较大的波动，在一些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持续下降（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近年才有所回升;基于省际数据的研究发现，TFP在东、中、西三地区以及各省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总体上中国经济主要靠要素累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

　　但也有研究对此持不同观点。一些研究或测算认为，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地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从而支持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改进的观点（郑玉歆，1999;易纲等，2003;林毅夫、任若恩，2007;舒元、才国伟，2007;赵志耘等，2007;王小鲁等，2009)另外，Baietal(2006)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6)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这暗示着如果没有较大的效率改进，高回报现象是不可能持续出现的，外资也不可能涌入中国。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激辩及相应的测算，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通过国际比较或数据分析做出要素积累型、效率增进型或其他的判断，而是这种增长性质的现实条件和内在机理到底如何。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投资、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可能来自于开放条件下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与模仿一套利机制（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为此，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的一种新的理解。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处于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地位，经济增长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化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其含义是以资本为纽带，将其他生产要素组合创造价值，在利润动机的激励下，促进经济产出的不断增加。在古典资本化过程完成后，现代资本化过程本质上是对未来现金流进行贴现定价、价值挖掘和重估。定价机制的转变使资本形成的外延扩大，在推动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带来经济虚拟化。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现代资本化在古典资本化的资本形成到达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大规模进行。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间处于古典资本化阶段。但是由于现代资本定价机制已逐步成为全球基准，而尚未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过快地进入现代资本化，对其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上升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通过相对价格体系动态调整而顺次实现的经济资本化，在20世纪80、90年代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21世纪以来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矿产品要素价格重估。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内生的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机器设备、土地等不断进入资本化流程，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过度贴现未来现金流、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使得实现内生的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未来的必然选择。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化过程对投资、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资本存量和TFP进行测算，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性质;第三部分分析中国资本化过程及特征，对资本化与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探讨资本化扩张的可持续性问题;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资本化中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基本逻辑

　　从经济资本化角度看，微观企业层面的投资和技术选择，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追逐包括资本化租金在内的总租金回报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又会构成一国特定时期宏观层面的资本形成和技术特征。由于普遍的实物资产扩张和"干中学"加速效应，纯粹技术创新(广义技术进步)往往受到抑制，经济增长模式因而也更多地体现为资本积累驱动和资本体现型技术的双重特征(狭义技术进步)。

　　(1)为更直观地说明我们的理论，首先从一个基准模型开始。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