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ＴＰＰ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2)

　　二、中国“一带一路”贸易规则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生命力旺盛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没有生命力，但它的行动迫使中国必须响应，超越现有全球贸易经济秩序，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适应“一带一路”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需要的有生命力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

　　（一）“一带一路”倡议要从战略概念实体化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区域发展梦想、区域发展规划安排，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落到实处就是一个区域发展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松散的、以合作发展为目标的、以共建共享共赢为宗旨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实质就是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经贸合作组织，在其中各国之间自愿合作，共同促进发展。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是“一带一路”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贸易规则制定的技术路线是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多数表决通过。加入和参与此组织要履行自愿申请、组织讨论、组织批准和成员国内法定批准等有关程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并接受其章程与规则，可以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一定的义务。

　　为此，中国要加紧制定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抓好共建“一带一路”日常推进工作，创立共建“一带一路”常设国际合作组织机构，领导制定组织章程、机构安排、经贸协定以及各项规则，把“一带一路”倡议在组织机构、治理架构、制度制定等方面具体落实。每年例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高峰会，在共建“一带一路”章程基础上讨论重大的现实合作问题，解决遇到的难题、摩擦和纠纷，并且下设互联互通高官会、贸易投资高官会、文化交流高官会等，促进各国间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对接、规划对接和合作需求对接，推进经贸合作协定谈判。

　　（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要有自己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

　　现有多边的和美国新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都不能恰如其分地满足共建“一带一路”的特定环境和任务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和社会发展差异很大。各国政治体制、权力结构、治理能力以及政治稳定性、可持续性差别明显。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内外环境与经济结构相当不平衡。科技输出型国家、科技自主型国家和科技依赖型国家并存。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宗教文化的各国齐聚在这块连接非洲、阿拉伯半岛和欧亚大陆上。少数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多数国家正在工业化前期，也有一些国家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门槛。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希望用目前既有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实现共同发展，现实告诉我们已经失败，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体系下发展起来。美国新的更高标准的体系更不适合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发展需要，盲目采用美国推行的严规则、高标准会遭到多数国家的反对，也很难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达成共识。因此，“一带一路”需要构建符合自身条件和环境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中国不能指望拿既有多边的和美国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去实现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任务和目标，必须要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大的现实，根据自身条件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与各国共商构建适合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新的规则和标准体系，这样的贸易标准体系会受到各国的拥护，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成为树立富有自身特色贸易规则的战略平台

　　近代以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深受西方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压迫，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现有多边贸易规则非常不满意，但是中国目前没有制定过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也未打算过自己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然而，现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倡议和领导落实“一带一路”计划必须要制定一套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中国看穿了西方贸易标准的两面性，认识到必须要掌握自己命运，应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重构（金中夏，２０１５）。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代表，对不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不能不管不问，不能躲避，要负起责任，要有所作为，构建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理的贸易投资新规则和标准体系。中国不谋求主导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权，但中国期望开创一个平等的、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希望与世界各国共同改进全球治理。

　　美国在亚太地区拉山头，搞排除中国的ＴＰＰ贸易集团，中国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区域贸易组织。“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开放的、自愿的、松散的贸易组织因此孕育而成。针对ＴＰＰ加快步伐强化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在全球治理中所具有的标杆意义，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需要走出坚实步伐，拿出切合实际意义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回应美国的行动。中国即使未来不能完全掌握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也要积极迎战美国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权的博弈，至少要能与美国“分庭抗礼”，你搞你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我搞我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最终看谁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更有生命力。“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就是中国与美国ＴＰＰ展开贸易规则博弈的战略平台，这是中国与美国开展对话、谈判和博弈的筹码。中国以倡议的“一带一路”创立自己的俱乐部，它展现一个带有组织性质概念的势力范围相当大的全景画卷，中国要开始制定国际规则了（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２０１５）。中国领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组织机构会着手推进经贸合作协定谈判，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贸合作规则。中国正为发展中国家利益做出特别的努力，与其建立了信任，相反美国却摒弃它们（Ｍａｓｏｎ，２０１５），中国将以“一带一路”倡议带领它们制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贸易规则，发挥领导作用。“一带一路”就成为了中国与美国开展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博弈的战略承载工具。未来，在“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的贸易投资高官会框架下，会下设“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委员会，开展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的商讨、谈判和制定工作。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合作组织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委员会工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缔造国、“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全面工作主持国，中国将领导“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机构制定出适合共建“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

　　（四）中国“一带一路”贸易规则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生命力旺盛

　　中国“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与美国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有着根本利益关系、价值观和生命力等方面的区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形成的竞争优势，打开国际市场，但是缺乏技术等知识产权优势，因而要求贸易投资规则自由掌握、宽松灵活、标准放低。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具体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但中国推动形成“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应当是在尊重伙伴主权基础上促进成员间持续自愿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动态灵活的，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包容性特点的，能够充分发挥各国经济互补性和比较优势，能够促进各成员共同发展的。

　　中国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会采取贸易投资较为宽松灵活规则和相对较低的标准，他们包容性大，而且是开放的、非排他的，不仅不会因为成员参与其中而限制自己的发展，损害自身利益，而且能够照顾大多数国家贸易投资利益，特别是比较落后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利益，让每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员福利得到帕累托改进，使每个成员大体同步发展而不掉队。“一带一路”贸易规则制定的出发点是通过沿线各国的自愿开放与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通过富帮穷、强带弱建立命运与共的发展共同体。

　　中国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要抱持开放、合作、共享理念，基于共同的市场原则，同时要照顾各方关切和利益，不仅要照顾出口方利益和进口方利益，而且要照顾投资方权益和受资方权益，保持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大体平衡，使各方均从贸易投资合作中获得适当利益，不使任何一方利益受到持久损害。因而，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会受到广泛的接受、欢迎和支持，容易推行和落实，成员内几乎没有阻力和反对声音，而且具有效率高、效果快的特点，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中国“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规则是对现有贸易规则先进思想的继承发扬，是对现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的完善、补充。“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规则会充分认识、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根据“一带一路”合作组织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降低各种成本和阻力，提高政策及实施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性，自愿采用不同发展水平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同时，中国“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规则会扬弃西方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的落后价值观，突出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优秀文化。美国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带有弱肉强食、以邻为壑、零和博弈、赢者通吃以及霸权理念、单边主义、冷战理念、绝对安全理念的价值观，很不受欢迎。“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具有不同于美国价值观的特征，突出体现中国价值观，包括重视集体商讨、反对霸权和单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民主化、不干涉成员内政与主权、强调贸易投资活动的社会责任要求、尊重市场原则、消除垄断、追求平等、遵守契约、保护劳动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鼓励有道德的公平贸易投资。把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理念，反对霸权、对抗、排他，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命运共同体，把和平、合作、共赢理念融入

　　“一带一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之中，体现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文化魅力的中国特色。中国要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各国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发展自主权、主动权，加强贸易投资政策沟通，特别是贸易规则与标准的沟通磋商，不搞“一言堂”、不搞霸权和以强凌弱，不能只强调自身利益而损害伙伴利益，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优先地位。“一带一路”经贸活动各领域、各方面规则与标准制定都要体现以上价值观和原则，包括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各种金融组织机构。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发展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未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亚洲金融合作银行中，都将既借鉴国际通行标准和惯例，又排除过去国际金融体系以政治因素绑架经济融资的方式，制定和运行符合自己需要的一套富有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投融资标准体系，实现与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标准兼容相通，又高效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要防止一些食洋不化的学者，照搬美国模式，引导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向美国靠拢，把我国规则和标准体系导向美国模式或体系上去，失去自我独立思考和中国特色的创新能力。我们要科学评判美国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吸收和利用其中具有推动经济发展进步的内容，抛弃其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负面因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作为与美国力推的ＴＰＰ协定谈判的贸易规则相对应，中国领导的“一带一路”合作组织要根据国际环境、条件和发展阶段要求，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动态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要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经济秩序变革、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和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更加包容的战略工具，高度重视在“一带一路”章程和规则制定中体现中国特色的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中国希望消除由发达国家把持和制定的贸易投资规则中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补充没有体现和顾及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内容，取消过分强调发达国家利益要求的内容，达到各国无论强弱、大小、发展水平高低都能够从全球贸易投资中均衡获益，体现规则的公平正义，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目标。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反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不搞分裂全球贸易体系的排他集团，促进和平、开放、合作和公平与正义，绝不会走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老路。

　　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上既要与美国合作，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制定规则，又要体现独立性和中国特色，不搞中美寡头共治，要与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２０国集团共同商讨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则。中国要从过去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自己，到今天要转变角色，为世界经济发展主动负起更大责任，要领导好、制定好适合“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成功运作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通过主导或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把体现中国价值观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推向亚洲，走向世界，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博弈，引领和完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让世界各国伙伴们选择，分享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的公共产品，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中国除了构建适应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贸易规则体系之外，同时还要构建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未来的世界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多种适合不同层次发展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并存的格局。

　　（一）中国需要构建适应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兼容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体系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构建应有全局意识和前瞻性思维，全面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金中夏等，２０１４）。中国要沉着应对美、欧、日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的挑战，构建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的体系。面对美国与欧盟之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推出的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中国需要主动适应，加紧国内改革与开放进程，优先向内资开放，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应用范围，自觉总结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签署和落实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经验，设计出未来与一流发达国家开展双边或区域经贸合作的较高层次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早日为对接做好准备。

　　目前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进展较快。在中美没有双边投资协定时期，美国大规模资本已经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我国资本现在进入美国市场却受到各种壁垒的阻碍，似乎我国更加被动。我国对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既太过重视，又太过急躁，这种情况下更要慎重，不要急于达成以美国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为版本的不平等双边投资协定，不设最后谈判期限。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份公平合理和双方利害关系平衡的协议。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达成对我不利的不平等协定对我国未来服务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危害性，加快国家安全法和非政府组织法立法，修订完善外商投资法。要掌握谈判和签署协定的主动权，尽可能把反映中国利益要求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纳入协定之中，反对单方面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规则，抵制对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侵犯经济管理主权的条款。

　　（二）中国要构建适应不同区域组织机体发展需要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

　　中国要做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安排，加快区域经济综合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赋予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更大的国际经贸合作功能，争取在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赵春明、赵远芳，２０１４），提出适应不同经贸合作组织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并且体现和落实到中国参与的双边、区域以及多边协议中，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新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我国要根据具体组织协定需要制定具体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不能把一套体系生搬硬套到所有自由贸易区和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