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折旧政策对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以基础工业行业为例(2)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和描述统计

　　本文的样本区间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本文根据年鉴提供的按地区分组的各行业主要指标，估算了基础工业行业各变量的相应数值，其中基础工业的定义采用的是胡乃武和王辰的定义，即基础工业是指能源（包括电力）工业和基本原材料（包括建筑材料、钢材、石油化工材料等）工业。

　　折旧率：本文根据陈诗一提供的方法估算折旧率，即折旧率等于本年折旧除以上一年的固定资产原价。对于年鉴中没有提供本年折旧，仅提供累计折旧的年份，则利用累计折旧的一阶差分来计算本年折旧。

　　工业总产值：企业的收益是由当年价格和产量共同决定的，在企业做投资决策时应该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决定采用以当年价格计的工业总产值。

　　政府干预：本文所指政府干预并不是指广义上的政府干预，仅指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干预程度，故本文采用李成的做法，用各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干预投资程度的指标。

　　投资品与产出品的相对价格：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各地区投资品价格指数和产出品价格指数之比。

　　控制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地区间基础工业的投资情况，因此需要控制现有理论中影响企业投资定位的因素，本文选择工业化程度、滞后一期的公路里程数、滞后一期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工业化程度用第二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我们将中国大陆地区观察值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以便于比较。基础工业投资额和总产值均值都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和地区具体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从投资额的方差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方差最大，说明西部地区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投资的稳定性较差。折旧率也呈现出和上述两个变量相似的特征，不同的是西部的均值略高于中部，此外，从政府干预的指标上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水平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最高，这和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从基础设施的指标上看东部最低，中部最高，并且西部也比东部高，这似乎并不符合我们的直觉，实际上，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是公路里程数，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地域较东部辽阔，这一现象并不丧失合理性。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不同地区的折旧率差异，在大部分年份里，东部地区折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折旧率较大是由于东部工业的技术水平较中西部更高，工业生产规模更大，对设备利用率高，相同设备使用年限少，折旧速度更快，且东部地区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快，采用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比例较高，因而整体上折旧率高。而西部高于中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限较长，西部投资热潮产生于２０００年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西部企业采用的技术设备可能比中部更为先进。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折旧率对投资的影响方式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中所揭示的折旧率与投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地区２９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在固定效应回归的输出结果中包含一个Ｆ检验，结果显示强烈拒绝混合回归可以接受的假设。但这种检验方法并不有效，本文进一步通过ＬＳＤＶ法来考察，由于篇幅限制，结果不详细阐述，但结论与上述一致。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的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显示，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说明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

　　折旧率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预期相符，这说明折旧率和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折旧率曲线近似于一个“倒Ｕ型”曲线。这表明折旧率对投资的边际拉动效应递减，折旧率越高，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越小。

　　因为上述模型仅为检验非线性关系，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所以变量的系数可能存在偏差。检验结果是在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以后得出的，为保证对结果解释的直观性，本文省去了折旧率二次项。投资是经济中的核心变量，很容易和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决定采用两阶段系统ＧＭＭ模型。从表５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模型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说明模型都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折旧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基础工业的折旧率与投资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提高折旧率可以促进投资，这与假设１的预测一致。

　　工业总产值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产能越大，需要投入的资本量也越多。从资本使用者成本上看，税收系数显著为负，税负水平越高，说明企业经营的成本越大，投资就会越少，这和一般的经济学直觉是一致的。但是工业品与投资品的相对价格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和经济学直观，即相对价格越高，投资越多相矛盾。可能的解释是从总体上看，市场价格信号对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基础工业部门并没有形成，因为这些部门大多是垄断性行业，对于这些行业来说，投资具有非理性成分。

　　基础设施条件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证明基础设施越完备的地方越能吸引投资。但滞后一期的ＧＤＰ增长率和工业化程度对基础工业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基础工业领域的投资可能并不是很依赖于当地市场的规模，而更可能依赖于资源和政府的导向，这和基础设施的正效应也互为印证，也就是说基础工业的产品可能并不局限于本地市场，而是会输出到周边地区。

　　２．区域差异分析

　　政府干预和折旧率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越多的地区，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效应越大，这就验证了假设２，这一结论与上文中提到的区域间政府干预水平的差异相结合，将对下文中讨论的折旧率对投资影响的区域差异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

　　为了探究不同区域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性差异，我们将区域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后得到模型４。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区域虚拟变量与折旧率的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要高于东部。比较两个系数的大小又可以发现，西部地区折旧率对投资的拉动作用要高于中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四个方面。一是由于折旧率的区域差异特征与此基本一致，在折旧率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就会产生敏感性的差异。二是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干预较少，根据假设２的结论，也会导致东部地区投资的敏感性较低。事实上，前两个原因是相互联系的，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出，折旧率的区域差异特征和政府干预水平正好相反，这可能意味着政府对投资的干预使投资活动效率低下，压低了基础工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同样是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西部敏感性程度提高。三是地区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东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较低。根据沈红波等的研究结论，金融发展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小，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方，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大。东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较小，投资活动对折旧基金的依赖性较弱，从而降低了折旧率的敏感性。四是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设备等比东部地区落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更加具有增加投资、更换先进生产设备的动力，因此更加能够利用折旧率提高带来的优惠作用，故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程度更大。

　　３．稳健性检验

　　（１）由于本文的样本时间区间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这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整体上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不同年份的宏观投资政策也不相同，因此控制宏观政策对结论的影响是有必要的。我们首先控制２００７年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２００７年之前为０，２００７年之后为１，结果发现中西部地区的折旧率敏感度在２００７年之前比东部地区分别高０．０７３１和０．０３０２，２００７年之后分别高０．０２和０．０５６８，各系数均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可见２００７年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结论并不造成影响。同理，在考虑了２００８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折旧率敏感度差异分别从２００８年前的０．０３６９和０．０４５３变为０．０４５９和０．０７４１，其中四万亿投资计划对中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本文结论也不构成影响。限于篇幅，实证结果将不做汇报。

　　（２）内生性问题。折旧率的选择和投资决策都是管理者自主制定的政策，那么就存在其他缺失或无法观测的因素共同决定折旧方式的选择和投资决策，使得他们出现了本文实证中所发现的关系的可能性。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将投资额的一阶差分和折旧率的一阶差分进行回归，结果发现系数为０．１５５８，Ｐ值为０．００００，这说明折旧率的变化对投资额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区域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仍然突出，这种不协调性同样反映在基础工业领域。怎样通过经济政策使得区域间基础工业协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折旧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加速折旧对基础工业部门投资的影响，结论是加速折旧能够促进基础工业的投资，且折旧率对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干预投资活动加大了投资对折旧率的敏感性，折旧率对基础工业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性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１）在折旧政策上给予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以适当的倾斜，在税法上鼓励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采用加速折旧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如仅是给予企业选择折旧方法的自由未必能够起到让企业采用加速折旧的作用，因为采用加速折旧就意味着减少当期利润，从企业经理人的角度看，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经理人，未必有动力采用这一方法，相反，他们具有利用折旧方法操纵利润的动机。因此有必要在财政的承受能力范围内，出台关于基础工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使企业管理者具有采用加速折旧的动力。

　　（２）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干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工业部门。从结论中可以看出，在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未必有效率。应当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工业部门的门槛，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才能使得基础工业领域的投资更加理性化。

　　（３）优化投资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基础工业行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特点是能耗大、污染大，如果更新的固定资产仍然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那么我们的生态环境会更加恶化，这就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采用加速折旧政策之后，更新的固定资产应当符合建设“两型社会”的目标，基础工业行业应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尽量引进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果断淘汰落后产能。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如果能够使用企业微观数据和案例，并区分不同行业的差异，则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这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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